時間過得好快，來日本一年了，也迎來百賢基金會最後一次的日本國內 Seminar 旅行。

這次的獎學金旅行是我第一次搭日本國內線飛機。由於長崎沒辦法直接以新幹線抵達，我們從羽田機場出發，約兩個小時到達長崎機場。

因為和 Seminar 的大家都比較熟，加上拿山讀書會的朋友們也加入了，所以旅行起來就很輕鬆自在。當然本多先生一樣可愛（而且還展現了有肌肉的隱藏魅力）、Willy 和 Paul 也都維持老樣子（？）新來的臺大學弟妹和高麗大學的韓國女生人都很好，一起去的日本 Buddy 們也是。雖然我整趟都因為感冒而又病又累，但是很享受和大家在一起的時光。

抵達長崎之後，我們馬上去參觀出島（Dejima）。出島修於 1634年，是在日本鎖國時代的 200 年間唯一對西方世界開放的貿易港口。它是一座扇形人工島，原本用來收容葡萄牙人（限制傳教），而後成為荷蘭商館。在拿破崙征服歐洲時期，英國為了制衡拿破崙而攻陷了各處海外殖民地，於 1811-14 年之間，唯一還飄揚著荷蘭國旗的地方就是出島，因此對於不少荷蘭人來說也是重要的觀光景點。

導遊為我們解說港口進出口的運作方式。

現在的出島已經因為改善海灣而被填平，成為長崎市區的一部分，所以幾乎看不出來以前的人工島樣貌。

對於當時的日本人來說，舉凡玻璃窗、壁紙、桌椅等都是前所未見的新樣式。荷蘭商館長官被稱為「甲比丹」（カピタン）
也是在這裡的廚房，日本傳入了西式洋食。

出島的鳥瞰圖。其實只不過約兩個足球場大。

在博物館的導覽裡面，也可以看見臺灣在世界貿易中的位置。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部設於巴達維亞（即雅加達），在亞洲有 35 個據點；除了獲利最高的日本之外，在臺灣臺南、泰國（大城，Ayutthaya）分別有商館，但因為鄭成功以及緬甸軍隊而後放棄了這兩個據點。以前國高中歷史還要背主要輸出砂糖、鹿皮什麼的，好懷念。

覺得這張合照太可愛不放不行。朋友 R 真的很萌。

離開出島之後，我們飯店附近其實就是長崎和平公園、長崎原爆資料館和浦上天主堂，步行幾分鐘就可以抵達。

、

長崎和平紀念公園的雕像。雕像的右手象徵著原子彈的威脅，而伸展的左手則是象徵和平。

原子彈落下中心地，保存著殉難者的名單。

長崎是日本重要的天主教信仰中心。浦上天主教堂曾於二戰時被原子彈徹底摧毀，而後重建。

往和平公園外圍走，附近則設有原爆朝鮮人犧牲者的紀念碑。（旁邊還有北韓犧牲者的紀念碑）

在 1910 的日韓併合條約之下，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受到日本政府壓迫而必須強制勞動的朝鮮人們，實際上有大約七萬人在原爆當時住在長崎，將近一萬人也成為原子彈之下的犧牲者。人們往往獻上水瓶，隱含有為原爆受難者們送上水的意義。在紀念日本受害者的同時，還是不能忽略還有一群人因為帝國主義失去自由與人權，甚至遭受不測的事實。

隔天我們參觀原爆資料館。在原爆資料館的迴廊之中，每隔一段距離就會標上一段年份，直到停在展示入口的 1945 年為止，象徵著長崎走過的、長而蜿蜒的歲月。

來日本之後，有一個場景在我心中難以忘懷。在去年輕井澤合宿時，我們剛好碰上八月六號。在那一天的早餐 8:15 分時，日本朋友們在那個時刻為廣島低頭默哀。
而長崎的歷史性時刻，則是 1945 年 8 月 9 日，11:02。

長崎的地形圖，以及原子彈落下的位置。

導遊說明，原先長崎並不是原子彈預計投下的首要目的地。美國的「目標委員會」（Target Committee）在選擇原子彈投放目標地時，考慮到的條件有：日本人情感上看重的目的地，藉以削弱士氣／擁有軍事策略上的重要性／必須大致保持完好以展現原子彈的破壞力／規模要夠大。京都、新潟、橫濱等地，都曾列入考慮目標。廣島由於尚未觸及轟炸，且是日本派兵的主要據點，很快就成為第一顆原子彈「小男孩」的投放目標。小倉作為日本最大的軍火庫之一而被列為第二目標地；至於長崎，雖然地形崎嶇而不適合作為目標地，卻因為是日本的戰艦造船中心而被列入候選名單。第二顆原子彈「胖子」前往小倉時，卻因為天候不佳而臨時改為鄰近的長崎，造成七萬多人的傷亡。也因為臨時倉促的改變，而造成目標地並非落於市政中心，而是座落於多間學校附近，造成學生死傷慘重。

「胖子」（fat man）的構造模型。當時的科學家對核彈還沒有把握，同時研造以鈾和鈽為材料的兩種原子彈。鈾彈的引爆方式簡單、體積小，是第一顆「小男孩」。至於鈽彈引爆程序複雜、體積大，是第二顆「胖子」。

館內的追悼大廳。正面的名簿架記載著原爆罹難者的姓名，而名簿架就正對著原爆中心地。

參觀原爆資料館是沈重的過程。尤其是參觀完後，我們聆聽來自原爆倖存者的經驗分享，往往會因為那樣的生命歷程而感到震撼。為我們分享的山脇佳朗先生，用英語分享他的家人於原爆當天的遭遇，以及之後的人生是如何繼續走下去。就像在馬來西亞時聆聽梁教授以及他父親成為南洋日本軍伕的遭遇一樣，我發現往往難以將自己心中的感受用文字表達出來。唯一讓我深刻得到的體悟，就是人類不應該使用核武。政府的決策不應該以人民的生命做為代價。沒有人應該為了國家機器而犧牲生命。

承著參觀原爆資料館的經驗，我們下午來到 RECNA 長崎核武廢絕研究中心聽演講，以及和長崎大學的學生就廢核武的議題進行討論。儘管 2017 年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但是在禁止核武器條約的談判仍然膠著，主要擁核國家仍然拒絕參與並抵制。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過核武攻擊的國家，也因此最有資格也最應該支持廢除核武，但是日本政府的姿態並不如此。和日本學生一起討論這些議題讓我們彼此都有機會思考，現實層面上的國家安全與利益和普世價值中應該擁護的人權與和平，是怎麼樣難以彼此妥協。

在討論過程中，我想到的是上學期梅森老師在課堂上介紹的文本《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在這本書裡面，作者 Karl Jasper 提到德國人在納粹之後必須面對的 Guilt 有四種形式，分別是 criminal、political、moral 和 metaphysical。其中 metaphysical guilt 是很觸動我的部分。

Metaphysical guilt is the lack of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human being as such--an indelible claim beyond morally meaningful duty. This solidarity is violated by my presence at a wrong or a crime. It is not enough that I cautiously risk my life to prevent it; if it happens, and I was there, and if I survive where the other is killed, I know from a voice within myself: I am guilty of being still alive.”

也就是在惡行發生的當下，如果我沒有盡力去阻止這件事，而其他人遭到殺害——那麼我深知自己也應感到內疚，因為我仍然好好活著。就像廢止核武一樣，如果我們沒有盡力去推動或者表達廢除的決心，那麼在下一次的災難發生時，我們沒有辦法免除以間接的方式參與了這樣的罪孽。德國人的 guilt 並不只是屬於德國人自己，而是應該要以更 universal 的角度看待。

去刻意區別原爆死亡的是「日本人」、南京大屠殺死的是「中國人」、納粹之下死的是「猶太人」並沒有意義，而是應該當作「人類」這個物種之間的悲劇，以一種普世的角度來看待。

這次的 seminar trip 讓我有機會重新連結上學期學到的東西，和更了解原爆、核武相關的議題。更重要的是一起去的同學們，包括臺灣人、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百賢提供這樣的平台讓我們可以用各自國家的立場來發言，也試圖尊重其他國家的立場。這是我覺得來日本留學後最珍貴的收獲之一。

謝謝大家。很期待暑假一起去北京！

還有長崎夜景，雖然因為感冒而沒有機會搭纜車上去看，不過朋友拍的照片也很棒，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去長崎。這次回程的飛機上也和 Willy 聊了好多，他真的像是個亦師亦友的角色（真的越來越瞭解為什麼過去的學長姐都這麼愛他⋯⋯），很高興除了 Dwight 之外在早大也有一個這樣的教授，讓我可以放心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問問題。在早大的最後一個學期，我想要更珍惜自己得到的這些資源。